1949年，政务院总理这个重要位置，为何偏偏由周恩来担任？他之所以能够承载这样的重任，并非依靠人际关系或资历，而是凭借三项确实的能力，缺一不可。翻开历史，1949年10月1日下午2点，北京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首次召开会议，所有与会者心中明了，新的总理人选早已确定当下的中国，在那个时候，正面临着极大的挑战：铁路几乎瘫痪，民众生活十分艰难，物价飞涨，以至于早晚的价格都各不相同。人民渴望能吃上饱饭。因此，选择总理的首要问题就是，他是否能够担当重任？周恩来毫无疑问能够做到，首先便是他二十多年来在政务一线磨练出来的丰富经验。

1924年秋天，周恩来刚从欧洲归来时，仅26岁，便直奔当时的广州黄埔军校。彼时的政治教育几乎是个空壳，不久后校长戴季陶便辞职。周恩来接下这个烂摊子，不仅自行授课，还建立起军队政治工作的完整体系。他为红军制定的组织办法，后来沿用好几十年，奠定了基础。1927年，他在国共决裂后，面对蒋介石开出的高额悬赏，依旧坚持不退。8月1日的南昌起义中，他与背景迥异的贺龙、叶挺、朱德、刘伯承等人凝聚在一起，担当前敌委员会书记，统筹部署、指挥和后勤工作。在南下途中，面对补给短缺和自身染病的困境，他仍坚持带着队伍前行，誓言要将苏维埃的旗帜扯起来。

到了1935年长征期间，周恩来依旧负责统筹各部队的行军路线、物资调度，并应对突发情况，这一切考验着他的能力。他在这二十多年的经历中，深刻了解了中国社会的根基，包括哪些地方短缺、优先事项和可用的人才，心中早已明白。

但仅有这些经验是不够的，建立新中国的过程中，涉及的各方利益错综复杂——不仅有党内不同派系的老战友，还有来自民主党派及无党派的代表，以及一大批从海外归来的学者。要使这些人坐到一起，首先需要让他们心服口服。而这是周恩来的第二项本事——各方皆认可他。

1936年西安事变时，国局动荡，中央决定派周恩来前去谈判，面对曾开悬赏追杀他的蒋介石，周恩来开门见山地说道，只要能够停止内战并共同抗击外敌，红军会服从蒋的调遣。一番几天几夜的谈判，最终防止了即将爆发的血战，促进了国共的合作。这种胆量与分寸，不是普通人所能具备的。他的风范在重庆时期表现得淋漓尽致，对手的咆哮并无法撼动他的坚定立场，反而令对方哑口无言。

周恩来的第三项能力，则是处理内外事务的统战手腕与外交技巧。1949年6月，他负责筹备新政协并起草《共同纲领》，对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意见仔细斟酌，使新政权的基础打得稳如泰山。在政务院刚成立的那一天，他的团队中有两位副总理来自党外。他能量身邀请老前辈黄炎培出任高位，这样的用人之道展现了他的智慧与包容。

1949年10月3日，政务院宣布与苏联建交，周恩来一砖一瓦地搭建起新中国的外交体系，他与印度、缅甸共同制定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，成了中国外交的重要基础。在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上，他面对来自西方的诸多压力，巧妙游说，让国际社会第一次对新中国有了重新的认知。从1949年到1950年短短一年，政务院召开了56次会议，逐步推进各项事务的发展。

放眼长远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已经走过了71年，而今日中国在国际场合反复强调的依然是当年周恩来确立的原则，展示了他远见卓识的重要性。